【“爱国老人”马相伯，好像一开始被人们认识，就是一位“人瑞”了。学生于右任曾撰文说，马相伯“一生之盛业鸿烈，且多在中年以后，常人所指为桑榆暮景之时。”上世纪30年代初，在报刊、电台为抗日救国呼号的马相伯，已年过九旬，留给社会大众的印象，仿佛一个世外高人。而实际上，在德高望重的“期颐叟”形象之外，马相伯早年醉心科学、积极投身晚清的洋务与外交，创办震旦学院、复旦公学，参加辛亥光复之役，主持修订天坛宪草，力图以所学事奉更多人群。近日，在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，《马相伯年谱长编》出版，本报记者采访了编撰者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，请他谈谈马相伯的个性与成就，以及年谱长编如何编就。】
马相伯（1840—1939），江苏丹阳人，名建常，后改名良，字相伯。
“我学法语，非为法国用，是为中国用”
文汇报：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马相伯改变自八十岁后“不问世事”、一心著述的态度，积极宣传抗日。您在今年上海书展的新书发布会上提到，他甚至开始卖字救国，据说后来捐了一架飞机。可否介绍一下经过？
展开剩余89%李天纲：马相伯是七十岁开始习书画的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马相伯和章太炎发表“二老通电”，支持马占山，声援东北抗战，写下“还我河山”。救国会“七君子”事件时他也发起声援。马相伯对抗战的认识，是基于他对整个中国命运的理解，他个人在洋务运动后、在战场上的浮沉，以及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出发的。然而，在责任感背后，马相伯其实还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状态。
他还有一幅字“与造物游”，我觉得可以和“还我河山”配为对联。他以出世的态度从事入世的爱国救国，对人类、民族和个人都有完整的体恤。在一百多年的战乱中，他既渴望人类之间的永久和平，又站在公理和正义一边，主张抗战。
马相伯书《还我河山》（1932）和《与造物游》（约1935）
马相伯七十到一百岁一直在写对联，也有字画。由于年龄太大、笔力不够，他的书法写出来好像没那么成熟，实际上他练习碑体，相当有功底。他以卖字的形式为抗战募捐，3块、5块也写，20块也写。教会用5万元捐了二架救护飞机，马相伯和他的家族至少捐了半架。孙女马玉章回忆说，爷爷整天都在奋笔疾书。马相伯1909年以后还练习国画，于右任六十寿辰时他画赠《秋收图》，有时他们两人书画同署。马相伯的国学很好，与西学的根底同样深厚。顺便说，《马氏文通》出版后，国学圈子都是一片赞叹，说是中西文学被本书凿通了。
文汇报：但我们看到的《马氏文通》，署名是他的弟弟马建忠？
李天纲：这是一个争议。《马氏文通》现在署名马建忠，但是我做完年谱后有把握说马相伯一定是参与本书著述的。马相伯自己的说法是，因为弟弟名声更大，在家里也更受宠爱，才华也比他显扬，他帮忙一起整理了以后，是让马建忠一人署名的。我猜想，这部书不是《建忠文通》《眉叔文通》（马建忠字眉叔），而称《马氏文通》，可能也有这个原因，意为包含了马氏兄弟的共同贡献。
《马氏文通》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言文语法著作。马相伯在国学方面的功底比马建忠更好。马相伯年长，先入徐汇公学，马建忠晚进来，两人同住一房间。后来马相伯做公学的掌院，相当于教务长，他的意大利老师晁德蒞让他负责教国文和经学。徐汇公学的办学目标里也是要考科举的，四书五经是基本课。他们请了上海的举人、进士来教，短短几十年就出了有名有姓的秀才82个。另外，比较聪明的孩子像马相伯、李问渔就进入修院教育系统，学拉丁文、法文、英文，兼研究四书五经。马相伯是1847年徐家汇有中西会通学问后的第一批读书人。
文汇报：《年谱长编》中摘录了马相伯当时的一些谈话，十分生动。如“人但知日本谋我，罔知日人知我。谋我固可忧，而知我则更可惧”，呼吁加紧日本研究；1932年国联李顿调查团来，还托人告诉顾维钧要据理力争，“千万勿要叫我们江苏人坍台”。马相伯一生都在民族国家内忧外患中度过，您能给我们讲讲他一生的思想理路吗？他晚年时有人说他“好好先生”，他的真实个性是怎样的？
李天纲：马相伯曾说自己“少年最爱科学，晚年专心哲学”。1851年他来到上海徐汇公学念书，1862年的时候，开始痴迷于数学和天文学。他说那时候“几乎发了狂”，晚上睡在蚊帐里，睁眼闭眼间都在冒金星，好像看到数字在乱飞。他还写了120多卷的《度数大全》。我觉得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精神危机了，这次精神危机导致了他离开教会。
他从小受的训练就是事奉人群、事奉社会，所以出世精神很强，没有功利态度，也没想着要到外面去赚钱或者做官。那为什么36岁突然离开徐家汇了呢？因为当时有这样的机会，大哥马建勋已经把马建忠介绍给李鸿章协办洋务。总理衙门发现这样懂英、法、拉丁、希腊文的人才在全中国找不到几个。而这样的人上海还有一个，就是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。马氏兄弟去李鸿章那里当幕僚的最重要的动机，还是认为在外面的天地更能够为国家做事。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沈葆桢都到徐家汇、董家渡来参观，可能就是这些接待激发了马氏兄弟对国家的责任感。
马相伯曾表示“我学法语，非为法国用，是为中国用”。这个说法非常真切。他说徐家汇是学法文的地方，法租界是用法文的地方，徐家汇的会士是看不起公董局商人的，他们是文化人。马相伯的自我期许很高，要做事必须是文化的事，为国家做，于是他在1876年时就从徐家汇出来了。
洋务运动轰轰烈烈，马氏兄弟希望帮助清朝往现代化发展，但很多事情没有做成。马相伯可能是最早上书建议修铁路的。另外，马氏兄弟在1887年就想办银行，马相伯专门去美国跑了一趟筹款，说好了5000万元办华美银行，中途却接到电报，说总理衙门不批了。之后他就自己去欧洲看了牛津、剑桥，考察教育。我认为马相伯萌发在中国办大学的愿望与此行有关。
马家早年在永安街开店，赚了很多钱，不用为钱发愁，还买了很多地。父亲、大哥去世后，马相伯、马建忠接手这些家产。但两人都是书生，都不会做生意。马氏兄弟做事情的时候，态度都是比较超然的。后来创办震旦，马相伯名下的这些地也都捐掉了，就是后来大家常说到的，“毁家兴学”。
“大学者……乃以学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”
文汇报：马相伯曾任徐汇公学校长，之后因南洋公学事变创办震旦学院，又创办复旦公学，后来还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筹建辅仁大学，可以说他与几所重要的学校都有过从或渊源。他为震旦、复旦制定“崇尚科学、注重文艺、不谈教理”的方针；热心职业教育、女子教育。能否为我们谈谈作为教育家的马相伯？
李天纲：马相伯也是逐渐被推到高等教育的第一线的。他很早就意识到科举制不行了——不是说考试制度不行，而是教学内容必须结合现代知识体系，但是像数理化这些科目甚至都没有人教。原先总理衙门还想改造科举制，如上海的广方言馆、龙门书院、中西、格致就是办新学的；1901年，总理衙门聘了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学特班，专门培养师资，准备废科举。蔡元培就来请教马相伯。这时候马相伯已经六、七十岁了。
马相伯对教育是有感悟有理解的。他的教育思想跟徐光启一脉相承，就是会通。他们认为要理解西学，是需要中国的知识功底的。当年徐光启就说：“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先须翻译。”翻译就是跨了两个文化体系，要有两边的知识。
当时有一批人向马氏兄弟学拉丁文，这就要说到严复。严复曾写信给梁启超说，不要以为我的西学好，我的西学只是现在英国人讲的一些学问。严复翻译的约翰·穆勒《论自由》、甄克思《社会通诠》、孟德斯鸠《法意》都是18、19世纪英法的政治学、伦理学。严复说我的学问都是这些，马氏兄弟的学问才是欧洲学问的源头，也就是古典哲学。
梁启超是一个比较勤奋谦虚的人，他就盯着马相伯、马建忠学拉丁文。1896年，梁启超从北京到上海办《时务报》，就借住在马氏兄弟隔壁弄堂，今天黄河路这里的梅福里。当时汪康年、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、梁启超的同伴麦孟华也都住在这里。这些人就抱团去跟马氏兄弟学拉丁文。
这也影响了蔡元培。蔡元培1901年来到南洋公学，也带着学生跟马相伯学拉丁文。不过马相伯劝他说拉丁语在西洋也已是骨董了，不必人人都学。马相伯考察欧美学校的时候就注意到，受到近代科学文明的影响，学风已有转换。
马相伯还是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哲学导论课的人，1903年震旦办起来之后他开了《致知浅说》，从西方古典哲学讲起。
马相伯参与的洋务、政治都失败了——他积极参政，给民国制定约法，没想到一夜之间回归帝制，到最后还是办教育最成功，教育才能够百年树人，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。
文汇报：他还庇护了于右任，发掘了陈垣？
李天纲：于右任年轻时候在家乡陕西关心国事，发表言论被追捕，是马相伯秘密收留他在震旦读书，他终身事马相伯为再生之父。陈垣与马相伯也是师生关系，马相伯很早就注意到陈垣。后来陈垣的好多研究都是马相伯定题目、帮他在徐家汇抄材料。陈垣自己也有独到之功，他不懂外文，就读《四库全书》。马相伯开一个题目叫《也里可温考》，陈垣做得非常好，成为他的成名作。解放后，陈垣与陈寅恪齐名，称“史学二陈”。
马相伯的教育思想里还有一点值得说。1912年，马相伯在严复之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二任校长，他就任当天就说：“大学者，非以校舍大，学生年纪大及教习修金大，乃以学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。”北大那时候有很多拖着不毕业的老学生，等着领津贴，吃喝玩乐、捧戏子等等，后来蔡元培也是依照马相伯的方向，整顿了风气。二十年后清华梅贻琦讲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，我觉得就是从马相伯这句话来的，只是马相伯讲得更务实、更切题。
“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”的选目，钱先生加了两种
文汇报：对马相伯的系统研究，是何时开始的？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马相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？
李天纲：马相伯的系统研究是朱维铮老师带着我们做的。1987年有一个中外比较教育的合作项目，有位加拿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老师来做震旦和复旦的研究，自然地就开始研究马相伯。
当时只是捎带着研究马相伯，认为马相伯好像不那么重要，觉得19、20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、章太炎。现在我们知道，马氏兄弟这两位“早期改良派”虽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前驱和潜流，但其实他们的造诣、思想能力和对中西文化的掌握，远超后面两三代人。
民国那一代读书渊博的人，其实是了解这些情况的。1986年三联书店准备做“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”，朱老师是主编，董秀玉总编辑请到钱锺书当名誉主编，拿了朱老师的选目给钱先生看，钱先生都很赞成，只是加了两种——《马氏兄弟文集》《辜鸿铭集》，朱老师也是欣然接受。
此后我一直在做马相伯的研究，后来就参与编辑了《马相伯集》，写了一篇专文，收入《马相伯传略》，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已经单独成书。但那时候我觉得还没做完，就跟朱老师说要做年谱长编。我们也是一边做，一边才越来越意识到马相伯的重要性。原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《马相伯先生年谱》，是马相伯的小友张若谷，震旦、复旦时期马相伯教拉丁文的助手张乃昌的儿子，在马相伯百岁时仓促做成的。张若谷拿到商务，张元济当场就要出版。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素材。马相伯晚年，社会上对他的生平兴趣蔚然成风，因为他与世无争，讲话又说得很准，阅历又如此丰富，什么人都愿意到土山湾去找马相伯聊。有一本是高语罕化名为“王瑞霖”所作，叫作“一日一谈”，作为线索相当有用，但年代上需要订正。
文汇报：《马相伯年谱长编》有很多背景交代，结合各种史料，记述了包括江南地区屡次水灾台风、太平天国等近代史事，兼及家族成员事迹，包括弟弟马建忠，外甥朱志尧、朱开敏等；还记述了谱前谱后若干年的事件。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编纂时的考虑吗？
《马相伯年谱长编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25）
李天纲：我最初想的是用年谱为传记收集资料，但做下来以后觉得一般的传记可以不写了，就用年谱长编来代替。我对马相伯的一些文献资料的收集、生平的查证，包括对马相伯的一些基本判断和思想价值的评述，就都放在长编里。我希望用年谱长编的体例来承担传记的功能。
年谱长编是中国学者做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体例，应该延续下去。我心里很喜欢的一部年谱长编是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他们编得非常好，我非常受用，现在都扔不掉。
我将马相伯的家族成员、周围友朋的交游也放进去了。因为在查到线索之前，真的不知道，原来有些人的关系那么近，比如说段祺瑞下野后来上海，只拜见了马相伯、章太炎“二老”。还有，我们甚至找到辛亥和抗战期间都有特务盯着马相伯。这些都说明马相伯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对他人及政局的影响非常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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